我曾成長在生活在自行車時代。

我青春在奮斗在那個時代，也奉獻在享受在那個時代。

那是個藍格盈盈的天、白格生生的云、清格靈靈的水的時代，是綠格瑩瑩的樹和莊稼、鮮格亮亮的草和花的時代。

那是個社會風氣良好、干部作風正派、干部和群眾關系比較和諧的時代，是白天不用鎖門，晚上不用緊張，貧富相差很小的時代。當然，大家都窮，都吃不飽，偷也沒多少東西可偷，搶也沒多少東西可搶物質十分匱乏的時代，但從根本上說，是黨和政府徹底消除了舊社會吸毒販煙、賣淫嫖娼、土匪惡霸的時代。

我那會兒才十五六歲，在一個縣的縣委機關工作。前一天縣委幾個領導說要分頭去幾個公社看看，早上一大早就有干部推了自行車在機關門口等著，不一會兒，書記們、部長們、干事們紛紛從自己房子推出自行車，一大片人，出了機關都跨上了車子，三五成群奔向東西南北。那氣勢，至今想著都十分氣派！

那會兒結婚，日子稍好點都會買上自行車，或者把自行車做嫁妝，新女婿帶上坐在車后的羞答答的新媳婦，后面是長長的載著衣被和其他物件的自行車隊，老遠就響著鈴聲浩浩蕩蕩涌過來。男方有人在村口一瞧見車流過來，發(fā)個信號，鞭炮聲就響起來，辦喜事家的院子里就揭開了蒸籠，端上了飯菜，熱氣騰騰和滿院笑聲就立即彌漫了整個村莊。

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到西北大學上中文系，1974年春我們宿舍七位舍友到一位同舍的藍田老家去春游，七輛自行車出校北門沿環(huán)城路端直向東，經半坡遺址，穿紡織城，越狄寨原，在攀爬一面又陡又長的大坡時，七輛車子不僅沒有下車推行，而是呼呼呼直往上躥，當七輛車子氣喘吁吁抵達坡頂時，一陣掌聲和歡叫聲自綠油油的麥田傳過來，側頭一看，原來是一群鋤小麥的婦女倚著鋤頭騰出手來為我們鼓掌！那時還是公社化集體生產，她們大概從我們在坡下沖刺時就注意上我們了，也許她們還在為我們能否蹬上這面幾里路長的大坡而打過賭，而我們幾個人竟成功地一躍而上，我們興奮，她們更興奮！

那時，我最年長在宿舍號稱墮（大）公，已二十八歲了，而最小的六公才二十二歲。我們正年輕！

大學畢業(yè)我留校任教，那年我工資52元，后來結婚育子，她們在我老家縣上一個國營大廠。為了節(jié)省一來回兩三元的火車票錢，我開始騎自行車往返西安至華縣。大約一百六七十里路吧，也就四個多小時，周六下午走，晚飯前后到，周日早上走呢，午飯前就到了。

那會兒汽車極少，路上很清靜也很安全，得意時，狂奔一陣；歇一下，就松緩著騎，很悠然地看南山，看渭河，看云飛，看草長。有幾次，出臨潼或在新豐就看見前面有拖拉機，立即緊蹬幾圈趕上，一手扶車把，一手拉著拖拉機車廂后把，這一借力有時竟一下子扒到渭南，好愜意喲！

有一次，開拖拉機的師傅大概很反感我拉他的車，有意把車開得很路邊，我因為前車輪要躲開他的后輪和車廂，就比他更路邊了。眼看要到路邊，我趕快撒手，而他又不能總沿著路邊，也很危險的。等他一開向路中間，我又追上去拉上他的車廂。他又路邊，我又撒手。反復幾遭后，他看甩不掉我，也就認卯了。我一看快到渭南了，就趕快放手，有意騎慢，信他奔馳而去。我是怕他一停下來跟我吵架，那就麻煩了，至少要耽誤時間了。

那時人好，放到現在非停車揍你一頓不可。一個小知識分子，哪是下苦出力人的對手啊！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我工作從大學調到了電視臺，在長安城里省政府和市政府中間的新民街上班，每天早出晚歸，自然以自行車代步。春秋騎自行車是很愉快的時候，隨著上下班的滾滾車流，豈止是車流，那就是車潮，洶涌向前，紅燈一亮，一停一大片，半條馬路半個街都滿滿的。綠燈亮了，那真是萬箭齊發(fā)，前邊已飛得望不見了，壓在后邊的才起步。那會兒大家騎車技術也都高，車閘質量也很高，所以偶有摔跤者，后面很快就會停下或繞過去，哪像現在的汽車，一撞好幾輛甚至一長溜。

夏天雖熱，也就出身臭汗罷了，騎車最難受的是冬天，穿薄了凍得受不了，穿厚了捂得一身汗，一停下來渾身冰涼。特別是下點雪路面結冰，冰上又撒點雪花，那簡直是拼車技了，好多人選擇坐公交或步行，路上明顯車少了。一騎上車，小心翼翼，輕易不敢擰車頭，稍不小心就是一跤。好在誰不笑誰，摔的沒摔的都善意一笑就過去了。我有一個早上在環(huán)城路上一摔倒溜了十幾米長，人車齊飛，爬起來扶起車子又蹬了上去，感覺屁股都有點疼，到單位又沒事了。

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后我們搬進長安南路的廣電中心，單位上下班有班車，部門也有公車送下班晚的人回家，自行車才慢慢下崗了。

進入新世紀，汽車越來越多，自行車越來越少，漸漸地，馬路上連自行車道也找不見了，看著少有的幾輛自行車在汽車洪流邊上穿行，我真替他們捏一把汗。退下來，本想重騎自行車，但終于沒敢。于是我更敬佩那些騎自行車的人。因為他們對綠色環(huán)保是有貢獻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