魯迅逝世后，蕭紅寫過一篇《回憶魯迅先生》，文章很長，卻是片斷式的，深情款款，講到許多細節(jié)。其中有這么一句：“海嬰不大在三樓上玩的，除了到學校去，就是在院子里踏腳踏車。”蕭紅與蕭軍到上海后，于1935年冬到1936年夏之間，經(jīng)常造訪位于大陸新村9號的周家，當時魯迅之子周海嬰六七歲。

周海嬰在《我與魯迅七十年》中，也多次談到童年少年時期在上海騎自行車的事。他與霞飛坊的小朋友們玩得很瘋，其中一樣便是騎自行車：“我們這一圈子的孩子玩的是騎自行車，誰有車子，大家共享。”騎的車子，應該是租來的或借來的，附近有個小弄堂叫錢家塘，“那里的修單車鋪有各種大小腳踏車出租，以鐘點計費。我們租來學習騎車頗為興奮”。由于租費不廉，他嬸嬸遂向人借來一輛小自行車。某天周海嬰擅自把車推出門口玩，結果嬸嬸聞聲趕來，將車收回，“次日放學回家，便不見這輛車了”。

在20世紀30年代，即使是在領全國風氣之先的上海，自行車也還沒有飛入尋常百姓家，租費不廉，售價更高。1906年上?！稌r報》登有這樣一則廣告：“本行自運英國頭等腳踏飛車，價廉物固，每輛計洋七十五元，可保用二三年。”75塊銀元一輛還自稱“價廉”，可見其昂貴。

自行車于清末始由僑居租界的外國人帶到中國，市場上長期只有英、德等國生產(chǎn)的“西洋車”，日本產(chǎn)的“東洋車”傳入中國則要晚至30年代末。大概到1929年左右，始有中國商家組裝出售國產(chǎn)的雜牌自行車。即便如此，車價仍然高昂，買得起自行車的人家，多半非富即貴。

其他大城市亦然。蕭乾1934年寫過一篇文章《路人》(后改題《腳踏車的哲學》)，說的是北京的事，文章開頭，他以自嘲的口吻說，因為買到一輛二手的雜牌自行車，窮朋友們便開始視他為“有產(chǎn)者”了，“速度和身分使我的友誼既不能去高攀，也無從下就，恰好是和我一樣擁有腳踏車的人”。

童年少年時期的周海嬰很喜歡騎自行車，所以令他特別難忘的一件事是，抗戰(zhàn)勝利后，一位原內(nèi)山書店的中國員工失業(yè)，來尋他母親許廣平，請求代為推銷魯迅的書，“母親見他常要去四馬路推銷書籍，挺辛苦的，出錢替他買了一輛英國進口自行車”。周海嬰當時正在讀初中，每天卻只能騎一輛破自行車去上學，而這輛車還是別人因去英國留學才借給他的，“因此我對他擁有這樣一輛又輕便又美觀的車，真是又羨慕又吃醋”。后來合作破裂，這輛自行車不知下落如何。